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的当下，我们都在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世界是否会再度陷入一场无法调和的全面战争？我们面临的这一重大挑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存亡。那么我们该如何深化认知，探寻在这个星球上的和平共处之道？

罗兰·巴特说：“文学总是领先于一切。”卡尔维诺也说过类似的话：“文学总是比其他学科更能让人明白一些东西。”这本《跨区域：一部关于全球化的文学书》（Ottmar Ette著，任海燕、易佳译）以文学作为方法，通过回溯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将我们当下的时代与近代早期历史贯通相连，揭示了全球化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被感知、理解和表达。

作者作为德国学者，却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不再用中心—边缘的标尺丈量各地文学，而是去看见多元声音共存的可能。他持续关注跨区域、跨群岛的流动世界，反复强调“共生”，极力宣扬不同文学传统的等效价值。面对分裂、对立，面对战乱、迁徙，这样一部全球化的文学史，为人类如何共处提供了一个可读、可感的模型，值得所有向往和平的读者仔细品读。

图造世界：加速全球化的世界地图

在由伊比利亚强权葡萄牙和西班牙推动的加速全球化第一阶段中，意大利的身影无处不在，这不仅体现在航海和具体的航行技术领域，还涉及数学、认知科学、历史书写，甚至文学领域。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欧洲人此前未知的土地与岛屿，其新轮廓正不断“浮现”。对此，彼特罗·马蒂雷·丹吉拉（西班牙语世界称他为佩德罗·马蒂尔·德·安格列里亚）几乎每日都加以评论，而这股“浮现”之势，很快便在制图学上催生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如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的世界地图所揭示的那样，这个世界，已无法再用托勒密那种源于古代的空间概念来审视。

首次出现在瓦尔德泽米勒地图上的“美洲”一名，实为制图学上的一项发明。若非出于超越古典时代视野的需要，这个名字本不会诞生。在此，我们无须考辨那位曾求学于弗莱堡的年轻地理学家兼制图师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究竟是基于哪些众所周知的错误与误解，于1507年在《宇宙通志导论》中提议以佛罗伦萨探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之名为“新世界”命名（后者通过其论述将新世界呈现于世），并将其用于自己的世界地图上。因为，瓦尔德泽米勒“发现”美洲，乃一场运动的产物；在这场运动中，以西方为中心、北向定向的地图，有力地创造了一个世界。

即使加速全球化第一阶段的主角们，如哥伦布、平松兄弟乃至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本人，也未必全然了解其中种种关节，但西方关于古代世界的知识，正以惊人的速度被修正、调整和扩展。与此同时，这些知识也被纳入亚历山德里亚那位卓越制图师托勒密的经纬网中。东方和西方、古典和早期现代之间的相互牵动错综复杂。欧洲在获悉新世界的存在之后，必然会在扩张的第一阶段发展出一种全新的世界构想。这一构想，既有赖于急剧的空间扩张，也离不开所有知识的动态矢量化。于欧洲而言，若没有现代意识的萌发，现代思想便无立足之地。美洲的发现和构建，源于多个起始点，在欧洲自那时起建立并沿用至今的世界性网格系统和经纬网中，美洲的“喻象”不断变化，屡屡呈现新的形态，这使我们意识到这些进程所蕴含的力量以及其中内在的暴力。

胡安·德拉·科萨于1500年创作世界地图（现藏于马德里海军博物馆），以其引人入胜的构图，近乎快照般地定格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领土化进程，同时也记录下一段既壮阔又充满暴力的知识矢量化进程。这位西班牙水手兼制图师，不仅以“领航员”身份深度参与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及南美洲沿岸的扩张，其后更升任“首席领航员”；凭借在哥伦布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探险航行中展现出的高超航海技艺，他成为西班牙舰队中最富声望的领航员之一。而这幅制图杰作，更使他跻身早期现代欧洲世界观的重要缔造者之列，其构想至今仍在影响着世界地图的呈现。一个新世界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成形。作为迄今为止加速全球化进程中四个阶段的第一波，它以惊人的冲击力席卷全球，若借用歌德所创造的概念，这股浪潮堪称“velociferisch”，即如魔鬼般迅猛。

如果我们把这位西班牙水手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与希拉科米鲁斯（即马丁·瓦尔德泽米勒）于1507年问世的世界地图相对比，便能更清晰地看到前者制图成就的特殊意义和重要性。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虽首次将“美洲”之名标注在大西洋彼岸那片欧洲人“发现”的新区域上，却并非早期现代世界观在制图上的首次呈现。这幅地图的绘制固然是划时代的，然而其表现方式偏重大陆及大陆性，使得所呈现的世界观趋于静态——即便在他所处的时代，远洋探险的步伐已显著加快，即便他所描绘的“新世界”乃这片区域初次浮现在欧洲人的认知边缘。

相比之下，胡安·德拉·科萨的世界地图展现出极强的运动性和鲜明的矢量化特征。这幅绘于1500年的地图，不仅是现存最早描绘美洲的制图作品，更以极高精度整合了当时制图、航海和地理知识的最新成果，将新世界呈现为一个正在生成的世界新秩序的一部分。然而，尤为关键的是，科萨在这幅地图中，有意识地将上述知识与自古流传于西方的关于欧洲以外地区的意象相融合。直至今日，我们仍能在这位西班牙领航员的世界地图上，颇为精准地辨认出安的列斯群岛和环加勒比海地区部分大陆海岸线的轮廓。这不仅揭示出该区域之于新兴美洲大陆的地缘战略意义，也透露出西方视角在其中的持续投射。它所指向的，始终是一个对欧洲人而言尚属“未知”的世界。

由是，我们从这幅世界地图中窥见的，远不只是一幅基于欧洲各异“基准零点”与“格林威治”、投射至非欧洲世界的清晰地图网络快照；也远不只是自13世纪末以来极大提升地中海航运线安全的波特兰海图所蕴含的知识和构型。我们还能看到歌革和玛各之地，看到那些凝视我们的形形色色的怪物乃至眼睛长在胸前的无头人。它们被绘制得同样忠实，丝毫不亚于日后被称作“大加勒比地区”的海岸线。

于是，我们穿行在一个由欧洲海上强权舰队所丈量的空间中，它既新颖，又令人感到莫名熟悉。同时，我们也穿梭于一片浩瀚的知识之海，那些关于技术与神话的知识，历经数个世纪的收集、整理和不断修订，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欧洲。正是基于这些知识，基于这张覆盖全球的知识之网，地图第一次创造了世界。对此方式所收集的知识的“解读”——这里暗含一种词源学上的双关，因为德语中的“读”和“收集”是同源词——在胡安·德拉·科萨的历史快照中，制造出一种近乎眩晕的景深。其引人注目之处，既得自地理史学的启示，更源于那流动历史的内在动力。

但是，科技知识与神话知识、地理信息与文学素材、航海理念与信仰观念是如何交融的？若强行将西方思想传统割裂为两条脉络，随意将一方归为事实，另一方归为虚构，那将不仅无法令人信服，更会造成误导。以胡安·德拉·科萨为例，在他那个时代，发现与创造以如此自然的方式相互交织，以至于人们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说，美洲实际上是先被欧洲人“创造”出来，之后才被他们“发现”，并绘入其地图网络之中的。神话、传说，以及海员、理论家、旅行者与留守者所秉持的信念，这些皆具有创造现实的力量，但几乎没有人能像亚历山大·冯·洪堡那样，如此早又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其重要性。他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家。

在我看来，这一切在美洲那片我们今天称为墨西哥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而非加勒比海的群岛世界。因为，即使在地理大发现和被征服之前，若仔细检视相关地图便会发现，墨西哥早已是某种世界性、长时段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了。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墨西哥，或称新西班牙总督区虽尚未出现在欧洲版的地图上，却已然成为这些地图所勾画的全球网络中的一环。早在埃尔南·科尔特斯深入阿纳瓦克高原腹地之前的数十年，西班牙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便已隐约勾勒出未来墨西哥的轮廓。那是宏大而充满暴力的“印度事业”的一部分，隶属于加速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圣塔菲协议》和《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先后确立。前者由天主教双王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签订，后者则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之间达成，时间点恰在三艘西班牙船首次登陆那片后来被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称为“新世界”的海岸前后。它们确立了此后数个世纪的全球权力和势力格局。因此，我们所知的欧洲地图上首次出现的墨西哥形象，实为对某种尚未存在之物的视觉预演，而这种“尚未存在”或“尚未如此存在”的状态，已在某种意义上悄然成形，获得了具体的轮廓。由此，发明先于发现。

将事实和虚构简单对立，如同将真相和谎言截然二分，在我看来都失之轻率，难以公正处理谎言中的真相以及真相中的谎言等复杂情形，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承载着千年流转的知识，恰能在诗和真实的张力中，呈现这种复杂性。抛开长期愈演愈烈的词汇贫乏——例如英语世界越发依赖“虚构”和“非虚构”这一区分——我认为，从当下视角来看，最重要的是那些已被切实发现的事物与那些被发明的事物如何交融为我们的当下体验和既有经验。换言之，它们处于一种体验性知识的语境中，而这种知识也反过来塑造了我们接受世界的方式。毕竟，让人能够活进去并从中走出来的，不只是那些在美洲的发现之物，同样还有那些被投射至美洲，因而被“发明”之物。无论是发现还是发明，非亲历不足以成真实，这是文学自其诞生之初便已了然的法则。

胡安·德拉·科萨这份珍贵的世界地图手稿，由此成为一种多形态的知识媒介，以横向编织的方式，将图像与文字、文字与图像融合为一，并清晰展现出这位水手、舵手兼制图师所记录的发现、创造与体验之间的交错共生。在这幅制图杰作中，发现、创造与体验并不构成可被精确切割的维度，而是形成一种相互指涉的整体语境；其间的关联性至今仍引人入胜，让人得以感受并重温其中张力。倘若哥伦布不曾全然活在谎言之中，他是否还会扬帆出航？

然而，这项“印度事业”并非一场空想。别忘了，胡安·德拉·科萨的地图不仅是对世界的重新绘制，更在某种程度上提前确立了支配世界的秩序。在对加勒比群岛的发现中，已隐含了对此空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战略发明，部分如密码般隐晦，部分却清晰得不容置疑。于是，这幅世界地图成为一种知识和权力的分类组织形式。它通过图像和文字的跨媒介交织，在15与16世纪之交，以全球视野有力地展现了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对世界实行支配的基本构型。胡安·德拉·科萨以图绘与文字所呈现的那个时代已知与推测并存的世界，不仅映照出一幅自觉承载多重历史层次的当下世界图景，更以前瞻的视角，塑造了一种未来的世界图景。这一世界观自现代早期起，便在事实层面，塑造了我们所生活的地球面貌。

在“已寻获的”与“既存于彼的”、“被创造的”与“被想象的”、“所经历的”与“所生活过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一片尚未真正存在之域的存在，那块对欧洲人来说尚不可及的墨西哥，已被前瞻性地标记出来。它位于这幅巨大地图的最西端边缘，呈现为一块深色区域，几乎紧邻那些以旗帜标明的加勒比地区的欧洲属地。地图以精准的轮廓，赫然勾勒出这片未知之地，一片由克里斯托弗这一形象所象征的土地。那热那亚人，其名字集基督者、鸽子和殖民者三重意涵于一身，成为一场彻底改变世界历史的扩张运动的合法性象征，其意义远在制图学之上。我们此刻面对的，是新西班牙或墨西哥在其被“发现”之前就已出现的视觉化呈现；然而，如恩斯特·布洛赫所言，这片土地并非先于人类对它的“创造”而存在。在胡安·德拉·科萨的世界地图上，那位肩负圣婴的克里斯托弗形象，是否隐含着一种可能的许诺：一道海峡将劈开那轮廓渐显的陆地，从而为欧洲人开辟通往另一片海洋的通道？那片海域位于地图的极东之处，正是马可·波罗首次向欧洲人详尽描述的大洋；而从那片大洋中浮现的，则是令哥伦布深深着迷的传说中的黄金岛。

【图文转载自南京大学出版社：https://mp.weixin.qq.com/s/07CSv0jLS_DwvmK_eviXbA】